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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灰犀牛、羊群效应与韧性

2020年05月21日
Matthew Beck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基础设施管理副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经济学和建模。

并非“黑天鹅事件”

许多人都说新型冠状病毒前所未有,但实际上与新冠疫情类似的事件一直在重复上演,人们甚至可以预测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大约100年内,人类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例如1820年前后的霍乱、1855年的瘟疫、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黄热病和俄罗斯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至1970年的亚洲流感和香港流感、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以及21世纪初的SARS和猪流感。

类似的事件即使发生得不多,但似乎至少每过一代人的时间便会发生一次,因此它并非人们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当今世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全球旅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发现的耐药细菌越来越多,发生类似事件的概率也越来越高。比尔·盖茨警告说,一头“灰犀牛”(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却被忽视的风险)正冲向我们。

我们不善于观察禽类

2007年,尼古拉斯·塔勒布(Nicholas Taleb)将“黑天鹅事件”理论带入了公众的视野,并指出,许多研究观察结果已表明人类并未做好应对预期事件的准备,而是等待着预料中几率极小的某一重要事件。我们尝试以可能不存在的数据模式(叙述性谬误)寻找和做出解释,同时更加重视那些符合自身信念的证据(确认性偏差)。

总体而言,人们的决策和判断存在着广泛的探索和认知偏见,其目的是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但正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的,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为了找出简单的答案,人们倾向于在不知不觉中替换困难的问题以期寻求简单的答案。

因为我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信息,但讽刺的是,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地避免信息混乱。现在,我们很容易找到符合自身世界观的新闻来源,并忽略那些与之不符的新闻来源。新闻和信息消费的这种重复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内群体偏见和外群体偏见,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

这种“双方对峙”的心态也意味着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评分和发表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影响力的人的意见变得比专家的意见更加重要,并且意见分歧现在很少被文明化。不幸的是,在全球政治中也出现了这一趋势,全球政治同样已经变得分裂和对立。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也对专家不利,因为我们不擅长了解复杂的事物,而且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是找出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为了解决复杂的问题,科学本身必然也会变得复杂,而这也导致人们拒绝或忽略“外群体”传达的那些过于复杂、过于尖锐的信息。

听不到“隆隆”的警报声

墨尔本的电车上载着“当心犀牛”的警示语,因为行人经常无法看到这些大型车辆向他们隆隆驶来。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不善于从“黑天鹅事件”中吸取教训,也不擅长发现“灰犀牛”,但我们的体制中的不当诱因会对我们的决策造成冲击。

我们做出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实现当前的最佳利益,而非长远利益。“贴现”这一基本财务概念表明,未来的现金流的价值不如今天高。这种方法存在可取之处,但是过分强调当前的绩效便意味着让短期决策占据主导地位。

同样,政客们倾向于做出能够让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当选的决策,而非十年至二十年内适合国家的决策。尽管有比尔·盖茨(和其他人)提出了警告,但特朗普仍于2018年解散了美国的大流行病应对团队,称不需要为此花钱,因为他是“……一个商人,不喜欢让成千上万无关紧要的人围在他自己身边团团转。”

我们已成为羊群的一部分

当发现自己面临无法控制的情况时,人们会设法控制自己能做的事情,例如人们可能会选择控制饮食或减少卫生纸的使用量等。此外,人类也容易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羊群效应、需顺从的社会压力以及根深蒂固地认为如此庞大的群体根本不会犯错。

领导权的零散会导致羊群的分散,而模棱两可的建议会导致混乱和疑惑。在最近的森林大火危机期间,新南威尔士州时任农村消防服务专员肖恩·菲兹西蒙斯(Shane Fitzsimmons)针对火灾威胁和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提出了清晰明了、始终如一的常规建议,而他也成为了人们依靠的坚强后盾。

澳大利亚经常遭受森林大火。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知道发生火灾的地点、如何扑灭大火以及如何远离火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何时已经将大火扑灭。但新冠病毒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实体证据以证明自己所做的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而人们可能会怀疑如此大张旗鼓究竟是为了什么。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统一的信息源以向人们提供清晰、简洁的建议。

群体缺乏免疫力

许多人最近指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和平与繁荣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错误的安全观。在商业领域,人们不仅给未来“贴现”,还让“敏捷”和“精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还采用了“准时生产”制度以尽可能地降低库存和提高效率。

但是,由于精简的业务结构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降低错误冗余,从而使经济更容易受到供需冲击的影响。导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银行业缺乏足够的流动性缓冲。短期激励措施意味着许多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仅持有有限的现金流量,并处于危险之地。

由于这些商业和经济决策,许多家庭也容易受到系统冲击的影响。过去十年来,人们的工资水平始终低迷,澳联储几乎一直在恳求各级政府对此采取一些措施。就业变得越来越临时化,工作保障性也越来越低,医疗保健和保险费用占据了人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福利一直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住房成本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家庭储蓄仅约为20世纪80年代的三分之一。

同样,过去二十年间不断增多的减税措施导致政府的收入减少,这意味着政府的开支也相应减少。值得庆幸的是,澳大利亚仍然设法维护了相对健全的公共卫生系统。这一系统的覆盖面非常广泛;也是未来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领域之一。

但是我们可以保持韧性

商业领域的另外两个流行词是“可持续性”和“韧性”。可持续性属于多维指标,但为了保持可持续性,必须要保持韧性,具备从困境中快速恢复的能力。韧性对于应对新冠疫情至关重要。

人们对韧性的一个重大误解是认为韧性属于个人特质,但事实并非如此。韧性是系统中的资源的一个特质;人们应对不利情况的能力取决于自身拥有多少富余的资源。

与其将新冠疫情视为“黑天鹅事件”,不如对疫情进行反省,并利用疫情以提高我们的韧性;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新冠病毒并将从中得出的理解付诸实践,因为我们不仅面临着这一挑战,同时还要应对我们的健康和经济所面临的其它生存威胁,例如气候变化等。

现在还不是考虑个人问题或短期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新冠疫情在逐步地缓解,我们的研究证据也表明,这一次人们选择了信任政府,并建立了能减缓疫情的妥当行事规范。

但为了维持当前的局面,我们还需要保持韧性:现在,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什么才能成为他人系统中的资源并让他们具备保持韧性的能力?当我们从当前的一致采取限制措施时期,向可能更加困难、的解除限制时期迈进时,保持韧性尤为正确,因为新冠疫情对某些地区的影响比其它地区更大。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解决方法,这期间可能会出现思想、观点和利益碰撞。但是,即使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成为其他两个人的资源,我们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从当前的困难中恢复过来,并展示我们所具有的韧性。


本文转载自悉尼商务洞察,是新冠疫情及其对商业影响的系列文章之一。

图片来源: Fernando Cobelo submitted for United Nations’ Global Call Out To Cre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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